文/本报评论员 朱冰尧

　　如果是二三十年前，中国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定是件“放卫星”的大事，政府锣鼓喧天，莫言披红带绿，并以此证明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如今，这样的喜事似乎来得有些平淡，除了新闻上炒作着当事人的身价，高密地方借此“经济唱戏”，文学青年骤热的读书潮外，莫言本人却以一种“惶恐”的心态应对着来自各方的镁光灯，有些不知“幸福”该是什么味道了。

　　相对于中国的平淡，在西方世界，新诺奖得主莫言的出现引起了一番新的争议。认可者称莫言堪与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狄更斯相比，并将此视为中国软实力获得世界认可的证据；质疑者则以政治偏见与意识形态挂帅，渲染莫言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共产党员”、“跟政府走得太近”。

　　这样的观念深刻反映了西方国家现阶段对中国认识的“两面性”。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日益加大，一批有着深厚民族底蕴的作家赢得各国人民的热爱，获得诺奖只是早晚的事。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在转型时期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也会在全球化的进程中逐一呈现在世人面前。于是，佩服并学习中国文化者有之，鄙视并声讨中国文化者亦有之。

　　而这样隐含意识形态的心理在诺贝尔奖的评定上就显得极为突出。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给了诺奖评委们一个认识中国社会两面性的窗口：小小的高密实际上就是莫言认定的“心灵之国”，其中的五色人等自然会折射出现实的中国。荒诞而又真实的影像吸引着对中国发展充满好奇目光的西方世界，并令其五味杂陈。

　　莫言未必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中国文学也未必在现今达到了顶峰，但世界目光对中国概念的关注却从来没有如此强烈与持久。跟许多奖项一样，诺贝尔奖经常受到当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很大影响，随着中国越来越走向世界经济的前台，现在似乎是以更多方式汲取中国文化的适当时机。

　　由此观之，目前也是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文化的最佳时期。但正是有着对中国观念的“两面性”，西方国家在接受中国文化方面往往出现欣赏与误读并存的状况。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是古已有之的永久话题，莫言的成功在于文学翻译这种文化传播方式的合理运用，从而使其作品能够让包括诺奖评委在内的西方国家人们更为普遍的接受。但同时，我们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却仅仅是“家里边的热闹戏”，外人一概不知。因此，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就需要运用西方话语模式探入别人的心里深处，从而触动人类内心共有的柔软部分并唤起共鸣。

　　“莫言是一个开始。”——英国contactmusic网站如此写道。或许这样的预言不应该只发生在文学殿堂里构筑的虚幻而神秘的世界。